一.隋代经济概况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在政治、经济等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治上,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改革兵制和刑律、创立科举制度等;在经济方面,采取了一些有 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如实行均田制、整顿赋役和户籍等。
由于国家统-一 社会安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605 年,隋炀帝下令开凿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使之成为沟通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促进了南北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使之逐渐成为一体。“鸿恩大德,前古未比。”
与前代相比,隋代的商业得到了恢复和进步的发展 ,城市经济较为繁荣。隋代西京长安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内设东、西两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这是长安的工商业区,汇集国内外商人,店铺林立。
东都洛阳的商业也极为繁盛。洛阳位于黄河与大运河干流“通济渠”的会合点,是全国水、陆交通中心。《隋书.炀帝纪》记载:“(大业元年三月),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洛阳)。”大批工商业者迁居洛阳,促进了洛阳城市经济和商业的繁荣。洛阳设有东市、南市、北市,三市规模都很大。其中,东市“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甍宇齐平,四望一如,榆柳交阴,通衢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
北市濒临运河干流通济渠,停泊在这里的“郡国舟船舳舻万计”。洛阳不仅是商业大都市,而且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据点,胡商纷至沓来。隋代的对外贸易非常发达,主要通过水路、陆路两条途径进行。陆路方面,西域各国多到张掖(今甘肃张掖)与中国互市,隋炀帝令裴矩掌管其事。裴矩曾写了一部《西域图记》共三卷,详细描述了该地区的风俗和物产。海路方面,隋代在广州、扬州等地设置“市舶司(使)”,管理外来商人船舶,并准许与外商互市,同时向外商征稽商税。“市舶司”于是成为唐、宋、元时期对外贸易的市舶管理制度的先驱。
此外,荆州、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县)、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毗陵(今江苏省常州市)、余杭等地,也是当时商业发达的中等城市。
二.隋代广告的发展
隋炀帝时期,城市商业已初具规模,周边地区的商人也纷纷到长安进行交易。《资治通鉴》卷八-记载,天下之舟船,集 于通济桥东,常有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贾贸易车马,填塞于市。“诸蕃酋长人朝者,常请于东市交易,炀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檐字如一,盛设帷帐 ,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座,醉饱而散,不取其直。”这段文字描述了当时的集市盛况,仅商船就达万艘。东市是隋炀帝批准的对外开放市场,并要求在开放前整顿市内店肆,把珍贵上好的商品充实陈列起来。卖菜的地摊,要将青菜陈列在龙须席上。外商用餐免收费用。隋炀帝的这一套措施,固然是要显示大国风范但在客观上成为带有国际性的商品展览和广告宣传。
隋代(太平御览)中曾有记述:“大业六年诸夷来朝,请入市交易,炀帝许之。……年高如一,规贷交积,人物华盛。“可见,隋炀帝用文字告示接待外国商人,既可以显示帝王之尊,也向夷人宣传了隋朝的物产丰富,达到了招徕外商,促进经济繁荣效果。
隋朝时期,我国南北方城镇已经有所发展,酒食行业经营规模也有所扩大,隋炀帝时,为了吸引西域诸国商人来此经商,下令,“西坡人经过酒食店门前,店主意请人座,醉饱出门,不取酬偿,告诉客人们说,南朝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由此可以看出,南代饮食业已经十分兴旺发达了。
20世纪初,英国的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我国新疆发现一张南 初高昌国(当时西城一个小国)的“告白”残纸。纸上写着....自官私....延昌卅四年甲寅.....家有恶狗,行人慎之”等字样,其中的“延昌卅四年”就是指延昌三十四年(594)。这是现存的我国古代最早的广告实物,并且带有某种公益的性质。
总之,南代的统一对后 世的繁荣昌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代商业贸易的恢复和发展,也为唐宋商业贸易和广告的进步发展 奠定了基础。史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感慨:“在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帝国时期。大统的政权在中国重 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前了大运河(这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伟的宫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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