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传播中介构成
　　传播中介是传播主体本质力量的物化和智慧的凝结，是对以往传播中介的改进和突破。随着电影技术不断革新，电视技术也日趋成熟，影视传播技术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七年间，电影是传播主体进行形象化宣传教育的优势中介，1958年后，电视逐渐成为补充中介。在政治目的的促发下，影视传播技术不断得以改进和拓展，延伸了传播主体的能力，通过激发作用，使传受主体在实现和接受传播目的过程中，确证了自身的意义，促使传者中心占有关系的形成。
　　首先，从物质中介来看，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的电影技术水平非常落后，电影摄影机、放映机、胶片、洗印设备等全部从国外进口，电影制作大多靠自制、改装、手工化的简陋设备来进行，影响了传播效果。从放映环境来看，除了城市中的影院外，大多电影是露天放映的，放映条件非常简陋。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化的蓬勃发展带动了传播技术的不断革新，大大改善了电影的制作技术和放映条件。1954年，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与电影工业的决定》，开始了新中国的电影工业建设。中国先后建立起了放映机制造厂、洗印工厂、胶片生产厂等，解决了电影制作的设备自足问题；而后，又通过技术革新，制作适应各种环境的摄影机、放映机；在录音技术、彩色摄影技术、彩色洗印技术、宽荧幕电影、立体电影、电影特效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突破。电影制作技术的提升促进了传播主体对于电影技术使用能力的提升，拓展了物质中介的性能优化，为宣传片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在电影放映环境的改善上，从1950年开始，国家在一些偏远地区和工矿区建立电影院，改变了只有城市有电影院的现状，改善了电影的放映环境。另外，从1958年开始，中国又开始发展电视业，电视早期以播放电影宣传片为主。从黑白电视技术到彩色电视技术，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电视传播技术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宣传片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影视技术的改进，放映条件的改善，也推进了电影、电视在社会中的普及。

　　其次，在精神中介方面，传播中介使用目的、功能、方式、方法及策略是在传播主体的认识主导和行为驱动下的产物，受物质中介的限制和制约，并以受传主体的接受实现为保证的。只有这些精神中介付诸实施才能确认传播中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说，宣传片精神中介实际上是传受价值观的复合体，但是传播主体具有主导权。十七年间，传播中介的使用一直遵循着毛泽东倡导的文艺观，即“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要求“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都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都毫无例外的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插图]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新闻纪录片成为“形象化的政论”，是无产阶级阶级战斗的武器；科教宣传片成为“形象化的通俗演讲”，是向人民大众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有效工具；纪录性艺术片是“社会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结合的颂歌，向观众传达了崇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传播思维的运用决定了价值取向，使传播中介成为传输革命理想、党的意志、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传输线、斗争场和大熔炉。在传播中介的使用方法上，为适应工农兵观众的接受特点，要求体现民族化、群众化的特点，要“适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要通俗易懂，要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要有头有尾，层次分明，交代清楚，让观众容易接受”。[插图]精神中介的高度强化提高了对物质中介的要求，促进了物质中介的不断革新和改进。
　　再次，在符号中介方面，新中国的宣传片创作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语法体系。从延安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现实主义”再到“大跃进”后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每一种语法都包含着一种价值观念的转换，是一套微观的精神中介系统。它们形成了这一时期宣传片典型的镜头语法、叙事语法、表演语法等，使新中国宣传片表现出特有的表达样态。“一切艺术都从属于政治，一切技巧也都为政治服务”，传播中介的极致化运用也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纪录片中树标兵、树红旗、宣传政策、横扫一切不同观念的调子越来越高。字正腔圆、铿锵有力的解说，大乐团淹没一切现场声的音响效果，报喜不报忧的基本格调，精密周到的事先安排，层层级级的政治审查，纪录片差不多成了党报的社论，政府的红头文件，高规格的奖状，政权的代言工具”[插图]。“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还提出“三突出”原则，使宣传片创作呈现出主题政治化、叙事简单化、人物模式化、情感淡漠化、革命口号化、说理概念化的极端模式。“文化大革命”期间，借助于传播中介的作用，宣传片成为具有异化作用的舆论机器，它不仅异化了受传主体，也异化了传播主体自身。
2．传播中介特点
　　（1）强连接的中介。在高位主体的领导下，新中国电影工业实现了快速发展。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革新，中国建成了覆盖全国各大行政区的放映网，组织培训大批流动放映员，保障了电影宣传工作的开展。传播中介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强力中介。电影放映网的建设与拓展在“大跃进”期间达到了高潮，全国除西藏外都建立了电影制片厂生产新闻纪录片。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省有制片厂，县有电影院，乡有放映队”。1965年年底，全国放映单位已达到20363个，是1949年的31.5倍。其中城市电影院2500座，电影俱乐部2300余座，电影放映队1.4万个，全年放映电影655万场次，发行收入1.31亿元。看电影成为一种重要的宣传教育方式和文化娱乐活动。宣传片的威力在群体组织的整合、规范中具有强大的引导和制约作用，不仅实现了个体的社会化，还形成了高度社会化的个体性。
　　（2）高介入的中介。本着“政治挂帅”的主旨，新中国宣传片的传播中介是传播主体意志的外化，具有高介入的特点。高介入体现在传播主体思想意志以及行政手段在传播中介使用方式、使用过程、使用策略上。传播中介的连接性越强，其高介入的可能性就越强；反之，高介入性越强就会不断寻求新的强连接性。十七年在“思想一元化”、“管理一体化”强政治导向下，宣传片的制作、发行、放映都是在垂直体系管理中严格执行的，传播主体作为高位把关人对于传播媒介的使用具有很高的介入性，他们直接决定传什么、向谁传、如何传。其介入程度也显示出传播媒介在特定年代、特定环境下的控制程度。首先，在宣传片选题上，大部分本位主体是没有自主权的，国家往往根据宣传需要来定夺规划题材和拍摄数量，具有一定的政治偏向性；其次，宣传片的完成需要经过层层审查，甚至电视宣传片中有“三堂会审”的做法，各级行政领导具有信息传达的审决权；再次，在发行过程中，也是严格制订排片方案的，重要级别的宣传片往往具有优先排片的权力，不是按照观众的喜好为标准的，而是根据传播者的目的和意愿，突出政治效益性。最后，在传播过程中，宣传片的特点是将鲜明的政治观点用生动的形象对观众直接进行教育或灌输，传播者“不在场”但是起到了“在场”的作用。传播者高度介入使受众在自主性、选择性、创造性、反思性等方面受到了限制。
　　文章来源：《主体间性视域下宣传片传授关系的理论构建》　国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