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充分认识到电影事业发展对于政治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以及文献记录的重要价值。解放战争期间就抽调了大批新闻纪录工作者跟随部队、深入前线拍摄了我军奋勇战争的珍贵史料。新中国成立之初，这种以战争记录、鼓舞士气、舆论引导的新闻纪录片仍然是宣传片的主要类型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全国工作重心由民主解放转向经济建设，由农村转向城市，电影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电影艺术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最普遍性的宣传效果，必须加强这一事业，以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及在国际上更有力地的进行我党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宣传工作。”依据工农兵受众在政治上的中心地位，共产党提出了文艺“服务于政治，服务于工农兵”的创作宗旨，开启了新中国宣传电影事业的新篇。
　　十七年间，宣传片的生产与传播在高位主体的直接领导下得到了大力发展，建立了系统的高度集中的电影生产与管理体系，宣传片生产和传播的网络系统，使宣传片题材、类型、应用范围得到了拓展和定型，宣传片创作数量与质量得到增长和提升。在电影管理方面，中国借鉴苏联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垂直管理的制片、发行、放映体系，形成了电影事业“管理一体化”的格局。成立了中央电影管理局，先后隶属于中宣部和文化部，作为行政管理机构专门负责电影事业的管理；成立了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等专家组成的电影指导委员会，负责对电影进行审查，为电影事业规范化发展提供了组织基础。在电影制片方面，十七年间中国陆续建立起了新闻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等国营制片厂，以生产新闻纪录片和科教片为主，是宣传片生产的重要基地。在发行方面，成立了中国影片经理总公司，在沈阳、北京、上海、汉口、重庆和兰州六大行政区设立影片经理公司，实行统一管理，负责对全国各大行政区的影片发行工作。在放映方面，国家进行了电影发行网和放映网的改造和建设。1950年年底，通过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接管和私人资本的改造，全国共有电影院674所，其中公营342所，私营16所，公私合营316所，为电影事业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还通过城市影院放映和农村流动放映两种方式，建立起了覆盖全国的城市影院和农村流动放映两大放映网络，为宣传片的传播提供了全面保障。在题材、类型与应用领域方面，十七年宣传片已由新中国成立前的几个领域拓展到军事、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科考、教育、民族等多个领域；其类型有新闻纪录片、新闻杂志片、科教片、纪录艺术片等；其应用范围也从地区间扩展到国家间，是相互间实现文化与政治交往的重要手段之一。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宣传片的发展是一波三折的。1949—1953年新闻纪录片崭露头角；1953年到1956年新闻纪录片和科教片齐头并进；1957年到1959年，新闻纪录片、科教片和纪录性艺术片的急剧膨胀；1960年到1965年科教片复苏发展。
　　1949年到1953年是宣传片初步发展时期。宣传片创作主要围绕解放战争、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个方面。以新闻纪录片为主，包括长片和短片。长片作为独立影片播放，短片则作为加映片在故事影片前放映。主要功能是宣传政策、文献记录、党和国家的形象宣传、打击敌人。其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影片。如《百万雄师下江南》（1949），《抗美援朝》（1950），《踏上生路》（1949），《烟花女儿翻身记》（1950），《一定要把淮河修好》（1952），《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等。人们通过宣传片不仅可以及时了解社会信息和政策状况，还可以增进相互间的社会交往。
　　1953年到1956年是宣传片快速发展时期。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即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电影成为适应政治变革，推进经济建设的重要舆论宣传工具。此一时期，电影工作者围绕社会建设状况，拍摄了大量反映社会发展新面貌、行业发展新成就、党和政府新形象、政府工作新举措等内容的影片。“一五”期间，中国在苏联专家的援助下，兴建了156个项目，并配合制作了《第一辆汽车》（1954），《鞍钢在建设中》（1954），《改造黄河第一步》（1955），《长江大桥》（1957）等大批反映祖国建设的成就宣传片，形成了宣传片创作的第一个小高潮。但是，受到“左”的思想的强力干预，部分宣传片出现了口号化、模式化和公式化的倾向。其间，为满足民众的生产和文化需要，科教片的探索逐渐发展起来。围绕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奥秘探索、科学教育开展等方面，科教片以其实用性和趣味性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在广大电影工作者的不断探索下，1956年前后科教宣传片在题材、类型、创作观念上都有一定的突破，产生了大批反映文化艺术、科学教育、工农业生产、社会问题、山水风光等方面的优秀宣传片。如《华而不实》（1955），《永远年轻》（1955），《桂林山水》（1955），《工地的浪费》（1956），《顾客的烦恼》（1956），《颐和园》（1956），《杏花春雨江南》（1956），这些宣传片一改往日只注重政治性的枯燥乏味，突出了艺术性和观赏性，得到了观众的喜爱，但是，在“反右运动”中，这些可贵的探索却遭受“左”倾思想的批判，扼杀了电影工作者的创造性与艺术个性。
　　1958年到1960年是宣传片急剧膨胀时期。宣传片成为文化大跃进中的“开路先锋”。为了响应号召，全国各地纷纷建立了制片厂，生产新闻纪录片和科教片，甚至纪录性艺术片。1958年，全国有31个电影制片厂拍摄新闻纪录片。1958年和1959年，全国新闻纪录片产量相当于前八年总和，宣传片生产呈现出急剧膨胀的发展态势。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部分宣传片呈现出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特点，违背了科学发展和生产规律，在思想和行动上对民众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1960年到1965年是宣传片调整恢复时期。共产党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同时，又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年之后，宣传片的激进发展得到了遏制，新闻纪录片和科教片的生产质量和水平逐渐恢复。此外，1958年，随着北京电视台等陆续建立，电视宣传片以其成本低、出片快等特点逐渐成为新的载体，对宣传片的发展起到补充作用。
　　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宣传片发展的低谷时期。电影成了重灾区，“四人帮”将1966年以前的所有故事片和纪录片、科教片等都进行封存、停映，许多影片被打成“封、资、修黑片”和“毒草”，宣传电影工作者也被放逐、改造，甚至受到迫害，正常宣传片的创作与传播被迫中断。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宣传片的生产才得以重新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