Ⅸ “中国威胁论”的建构与解构

　　中国在国际舆论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对中国的“妖魔化”，其中一个魔咒便是“中国威胁论”。
　　解决问题，必须先认识问题。首先要弄明白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按照舆论的弱原理，强者在舆论世界处于不利地位，但美国比中国更强大，为什么没有“美国威胁论”，反而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却有“中国威胁论”呢？
　　这充分说明，强者的形象并不是天生的，现实世界的强者，在舆论世界中不一定是强者形象。
　　“中国威胁论”当然免不了有背后的政治势力在编“剧本”，但中国仍然要进一步分析，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台词、什么样的动作，容易被他们编进这个剧本。不搞清楚这个根源，就没有办法切断或减少“中国威胁论”被编剧的素材，降低或解构“中国威胁论”妖魔化的效果。
　　从弱传播的角度看，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强势传播，另一个是群像传播。
　　强者形象的强势传播
　　如果说中国的国际传播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强势传播。
　　舆论最重要的功能不是打击敌人，而是争取朋友。舆论的作用在于最大化地孤立敌对势力，而不是打垮敌对势力，它的分化能力远远超过其打击能力。舆论有威慑作用，但它的威慑最终靠的还是背后的实力和可能产生的后果。真正的敌对势力仅仅靠舆论传播是吓不退和打不垮的，他们最怕的还是导弹。
　　国际传播的首要目的是争取朋友，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同与理解，在道义上支持中国。如果在国际舆论里处处以强者形象强势传播，谁会认同你呢？更有可能产生的情绪是害怕你吧。
　　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形象片，其实是动画片《猫和老鼠》。改革开放之初，美国第一个成功打进中国大门的文化产品就是《猫和老鼠》与迪士尼，让历来就讨厌老鼠的中国人居然喜欢上了两只老鼠——杰瑞与米老鼠。
　　有意思的是，《猫和老鼠》是老鼠欺负猫。如果换成现实世界中的猫欺负老鼠，谁还看这种动画片啊！
　　再反观中国的动画片，老鼠都是坏蛋，猫都是英雄，比如抓坏蛋的黑猫警长。
　　不是想传播什么就可以传播出什么。传播是对受众的传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主体的传播内容，而是受众对内容的理解。
　　如果我们的对外传播主题中有太多“我很大”，就容易被人利用，让弱者误解：“你好大，我害怕！”——前半句是我们自己做的，后半句是别人加的！
　　所以，中国的国际传播要学会弱传播，要尽可能扮演弱者的形象。如果非要以强者的身份出现，则要进行舆论的转换。
　　这种舆论转换有三个路径。
　　采取弱者的姿态。用弱者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表达，要学会卖一个破绽，要知道没有缺点的人是可怕的，没有破绽的国家也是可怕的。要学会自嘲与幽默，这是强者的专利，也是强者的智慧，它拉近了与弱者的关系。中国的国家形象片有各种震撼与感动，但很难看到有趣、可爱与无伤大雅的玩笑。什么时候中国的国家形象片学会自嘲与幽默，中国的国际传播才开始成熟，真正自信！
　　表达强者的担当。强者要被人接受，就要表达担当。担当不是简单地当领导者，而是对责任的担当，对秩序的担当，对规则的担当。一个有责任的强者，弱者愿意依附；一个讲秩序的强者，弱者愿意跟随；一个守规则的强者，弱者不会恐惧。
　　建立与弱者的连接。如果强者的存在是保护弱者、照顾弱者、扶持弱者，那么，他就是弱者所拥护的英雄形象。
　　有位教授曾到东南亚某国，发现当地人对日本印象很好。一问才得知日本帮助他们建了一所好医院，收费低廉，甚至免费，服务也特别好。中国的对外援助，大量是基础设施，跟当地的强势群体关系不错，尽管对当地经济帮助很大，但与老百姓的直接获得感还有一段距离，这就容易拉远与弱者的连接。
　　这使我联想到20世纪50年代，国家在西藏等边疆地区的传播，反映最好、见效最大的就是军医。他们救死扶伤，让哑巴说话，少数民族视之为救苦救难的菩萨，对强者的解放军就有了巨大的好感。平民中的病人是弱者中的弱者，强者与弱者的连接就起到巨大的舆论作用。
群体形象的群像传播
　　“中国威胁论”的第二个舆论发酵点，就是群体形象的群像传播。
　　厦门大学教授周宁认为，今日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威胁论”，二是“中国崛起论”。中国很多人的反应是：当西方人说中国威胁的时候，就不高兴；当西方人说中国崛起的时候，就兴高采烈。殊不知这两个观点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只有中国崛起了，才可能有威胁。“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威胁论”实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心态，它的核心命题是中国力量的合法性。周宁教授以中国抗洪救灾为例，分析了西方世界产生“中国威胁论”的文化逻辑。
九十年前卡夫卡写过的一篇荒诞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小说的叙事者“我”，一位中国的南方人，像许许多多的天朝百姓那样，在“苍穹几乎遮盖不了”的土地上修筑帝国的城墙。为如此广大的帝国修筑一座围墙，工程已浩大到超越任何一个个人的努力与想象。无数岁月里无数代人，永远激情澎湃，像蚂蚁那样劳动，毫不迟疑地牺牲，究竟是因为什么？那种将个人微弱的力量统一在一起的令人敬畏的、难以捉摸又难以抗拒的、坚定如一又变幻无常的集体意志，是令人羡慕，还是令人恐惧？
　　这种心态耐人寻味。卡夫卡的想象与困惑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始终对东方奇迹般的“集体主义”感到吃惊。汶川大地震后，中国用举国之力抗震救灾，无数解放军战士、灾区民众、志愿者、捐献人表现出的赈灾壮举，再次让西方人看到那种东方式的、可敬又可怕的集体主义精神。我们注意到西方媒体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最初关于“事实”的描述，其中多表现出道德意义上的同情；二是关于“意义”的反思，道德意义上的同情淡化，文化反思出现，他们开始关注中国救灾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热情；三是意识形态性宣传，在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热情中，他们发现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壁垒与中国威胁的阴影。
　　起初他们感动，既而开始反思，最后竟然感到恐惧。西方人注意到一种令人震惊的集体主义激情，正通过抗震救灾运动席卷中国……
　　集体主义激情在本质上与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基础相矛盾，同时也唤起了西方传统的中国形象记忆。启蒙思想家奠定的西方现代文明价值基础强调个人，主张个人价值优先于群体，不管是国家还是社会价值。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拥有绝对的自由与幸福的权利。任何要为他人或汇集他人之名的集体牺牲个人的提法或主义，都是骗局。这是个被追问的哲学或文化价值的问题。如果每一个人都为他人牺牲，那么，谁又是那个他人呢？如果每一个人都为他人的利益自我牺牲，个人最终变成牺牲品，那么，谁来享用这种牺牲呢？如果他人成为空洞的集体，这一集体的名义是否可能被窃取？
　　西方现代文化在确认个人主义价值基础的同时，也开始在东方与古代寻找排斥性的“他者”……
　　周宁教授揭示“中国威胁论”的文化逻辑，就是西方对东方集体主义的理解与想象。但跨文化传播研究，除了要分析文化的逻辑，还要探讨传播的逻辑。
　　集体主义文化在舆论世界的表现就是喜欢传播群体形象的正能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但群体形象在传播上存在着先天的舆论困境。
　　第一，喜爱度。群体形象很难让人们喜爱。养宠物的就知道，养猫养狗的人最多，即使少数特例养狮子、蜥蜴、蛇，都是个体的动物，极少看到人们把蚂蚁、苍蝇、黄蜂这样的群体动物当宠物养。
　　第二，情感度。即使有人养蚂蚁、苍蝇、黄蜂，也无法对几百只昆虫一一命名，不仅不容易分辨，而且即使分辨得出，也记不住。没有名字的东西，就很难产生感情。电影里不管是英雄的牺牲，还是普通人的死亡，只要是有名有姓的个体，都容易让人唏嘘感叹。而一旦变成群体，成千上万的人死亡，都不太容易令人产生情感涟漪。就像观看《泰坦尼克号》电影，里面总计两千多人死亡。那些无名氏的死亡，观众可能震撼，却不太会心碎，只有杰克与露丝掉到海里，观众们的眼泪才唰地掉了下来。
　　且不说对人，就是对动物也是如此。你会吃无数鸭子，但你不会吃唐老鸭。网上曾经刷屏一张照片，一只鹅被捆在摩托车后座，它从行李袋里探出头来，与地上另一只鹅吻别。照片为什么感动了千万人？就因为它变成了独特的个体。那些被感动的人们回到餐桌上，他们照样吃鹅，但如果告诉他们，餐桌上的鹅就是那只吻别的鹅，他们就难以下口。
　　两只鹅深情告别的图片感动了无数网友（据新浪微博图片临摹）
　　让人狠心起来的方式，除了把对方妖魔化，还有就是把对方群体化。“舆论群体化”是“反情感传播”的一个工具。你要无视一个生命，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群体化。人们的情感建构都是具象的，所以感动你的都是一个个人物，而不是一个个群体。情有独钟说明情难“群”钟。所有的电影，都是有主角的。动画片里为什么昆虫的题材很少？就是因为昆虫很难个性化。即便是写群体的动物，一定会有几个特别的角色，而且其形象要格外不同，否则，无法辨识的东西很难让人产生特别的情感。
　　第三，安全感。群体如果步调一致，就会令人怀疑是不是受到控制；群体如果无序运动，又让人担心会不会发生意外。前者导向专制的形象，后者带来莫名的恐慌。动画片《狮子王》里，当成千上万的牛狂奔的时候，连狮子也会心生恐惧。小时候妈妈会说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就是因为人群扎堆的地方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往往没有安全感。
　　很多人患有密集恐惧症，主要症状是对密集排列的事物很敏感，如池塘里的青蛙卵、蛆、蜂巢、莲蓬等，密密麻麻的小点令人感到不适。密集恐惧症就是群像传播的一个结果。
　　第四，传播力。诗歌、小说最容易传播的一个原因就是个性化。人们记住的是李白、哈姆雷特，而不是唐朝人或者丹麦人。
　　群体形象无论在喜爱度、情感度，还是在安全感与传播力上，都不占优势。那为什么中国的国际传播那么爱用人海战术呢？无论是奥运会开幕式，还是运动员入场式，整齐划一的步调给人的形象是吃力不讨好的。广场舞跳到悉尼歌剧院，七千人旅游团在美国升国旗唱国歌，万人旅游团血拼迪拜，我们创造的这些形象，真的达到了预期效果吗？
　　“中国威胁论”本质是政治问题，基础是文化问题，而关键在舆论传播。传播的问题最好用传播的方法来解决，哪怕是涉及政治与文化，也要用传播的手段来解决。
　　“中国威胁论”是建构出来的，解决它的方法就是解构。针对群像传播方面，具体的方法如下：一是减少中国形象中群体形象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对个体形象的塑造。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不是讲好中国观念？关键在于故事一定是一个个具体的形象。二是如果需要群体形象，一定要个性化，要有主角，要能够识别。当群像的中国人让西方人无法辨识时，被妖魔化的概率就大大增加。反过来，姚明就很难被妖魔化。除了政治人物以外，姚明与成龙应该是全球最有知名度的在世的中国人，但两个人还是太少了，如果普通的美国人能够记住20个像姚明、成龙这样有知名度的中国人的名字，中国的国际传播就会大为改善。三是学会还原。除了个体化，还需要还原环境。中国的国家形象片不仅偏爱把几个不相干的人聚集在一起，而且经常把人物脱离出他原来的生活环境来拍摄。有一个在时代广场播放的企业宣传片，把穿着白衬衫的李彦宏、马云、丁磊三人摆在一个框里，没多少外国人能够辨识他们的脸，乍一看，还以为是衬衫广告。四是多塑造家庭形象。家庭是东西方主流社会都认同的价值观。家庭关系最真实、最亲切。可是，家庭形象、家庭场景却是中国形象片最容易忽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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